经典热门小说《曾国藩传》是大神级网文作者汤余的代表作，主角是曾国藩。主要讲述了：祁门险境，曾国藩终于领会，在朝廷的钦许之下，缓慢地向东流驻军，一切苦痛与伤怀才宣告结束。在此之前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，英法联军直逼京幾。此时，清朝廷欲从南方调兵，“上洛勤王”。由于湘军实力雄厚，战功卓…
《曾国藩传》免费试读第28章 “勤王”曾氏亦谋术
祁门险境，曾国藩终于领会，在朝廷的钦许之下，缓慢地向东流驻军，一切苦痛与伤怀才宣告结束。在此之前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，英法联军直逼京幾。此时，清朝廷欲从南方调兵，“上洛勤王”。由于湘军实力雄厚，战功卓著，因此，咸丰皇帝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曾国藩。围绕“上洛勤王”之事，曾国藩集团做了认真布置，筹划。最后，京幾战事以“议和”告终，但湘军实施的应对手酸，可谓高明至极。因此，祁门守阵之插曲，“湘军上洛”便铺展开来，并让湘军的发展与运筹能力之超群彻底得到展示。
咸丰十年（公元1860年）八月二十六日，曾国藩正在祁门军帐中深思苦想，企图突围。其时，朝廷谕旨突然降临，要求湘军率主力“北援”。之前，胜保奏疏，今夷兵军强械足，大肆进攻，请飞招外援，以咨应战。他要求朝廷调四川之勇兵，楚地之湘军，并指名要求若干将领率军北上，派员管理，克日即上，支援京幾，解除天危。朝廷迅速反应，接受其议程，遂下令南方各路精兵强将北上，其中包括曾国藩的湘军。谕旨要求湘军抽调两三千军将，交由鲍超统帅，上洛勤王，须日夜兼程，及时抵达，应对战事。进京之后，其军由胜保统领，言辞严厉地道：“勿得借词延宕，坐视君国之急。”此时，朝廷殷盼国内之军云集京城，以御西方强敌，保守皇家国地，是为各路大军之重任。朝廷调动南方大军之谕于该月十一日交于军机处发送。其中提及人物，除曾国藩之外，还有满洲镶白旗人，与太平军、捻军作战中常常战败的胜保。此次，与英法联军作战中，胜保身负重伤，于京城疗养。四川人鲍超，是湘军一员干将，已在曾国藩麾下多年。此次，朝廷看中了他，要求其率军北上。
之前，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北国打得如火如荼。英法联军由天津方向一路冲杀过来。现是占领天津，进而向北京进发。咸丰帝发出“北援”之谕时，英法联军已攻至通州以西，离北京近在咫尺。该年八月（此前稍早一驾之后，人心惶惶，街市上商旅不敢做生意，害怕抢劫放火者，甚至京城中贼匪之案不断，民不聊生。治安环境堪忧堪苦，良民不敢上街，贼匪横行，而包围英法联军进犯的防卫工作，亦一塌糊涂。
一向以实力与胜利相提并论段时间），咸丰帝由圆明园出逃热河。此时，他正在途中奔走，大部分皇家成员皆在其列，只留下恭亲王奕在京，与英法联军议和。根据奕质奏，“现在军情万分吃紧”，皇上銮的蒙古王爷僧格林沁一反常态，忧心忡忡地道：“自己所带之强兵悍将，皆以惨败而收场，英法联军火器过人，战斗力极盛。”甚至，京旗各营，多有惨败，将士们心惊胆寒。有战斗力的军队屈指可数，一些武备拙劣之军更是闻风丧胆，萎靡不振，朝廷厢房即将全面溃散。此时，南方的曾国藩正经略东南，而宁国、徽州之战亦惨败。湘军窘迫，失势之局面一览无余。在此情况之下，朝廷要求湘军“北援”，企图改变旧环境中的战略格局。因此，曾国藩等人开始慎重考虑。
就湘军而论，真正启大作用之决策者，是曾国藩、胡林翼等人。当时，曾国藩接到谕旨，并统筹各方，是实际的执行人，又加之荣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任，自然全权代表湘军。而胡林翼，早为湖北总督，与曾国藩形成东西呼应之势，因此，他二人之绝断十分关键。其间鲍超为钦点“北援”干将，而在湘军讨论并作决定权方面，鲍超只能听之任之。首先，他非湘籍将领，只是湘军中一个幕僚，是为湘军卖命之将；其次，鲍超是个不识文墨，不知儒学的武夫，只能带兵打仗。在湘军等人眼中，他不过是一个有勇无谋之辈。因此，鲍超只能听候调遣，而无实际裁断权。
鲍超是胜保钦点之“北援”战将，受到曾国藩、胡林翼等劾制，只能听从此二人之调遣。李续宜这样的湘军将领却成为高参，对鲍超指指点点，发号施令。其次，还有一些时时刻刻为幕府提供种种智慧和建议的湘军幕客，像李鸿章之辈。此时也为湘军“北援”提供了不少建设性意见，于朝廷产生巨大反响，并为“北援”做了有利于湘军一方的参考和谏策。
谕旨下达十日之后，即九月初六日，曾国藩遂回命上疏，表达了自己关于“北援”，以及对眼下之危局的一些想法和感触。曾国藩在奏折中称：此次北上，臣诚惶诚恐。见敌夷之进逼，国之为难，涕泪交加，枉茫茫之皇天，非见其慧眼；怅涛涛之江水，未见其断，实乃天降横祸，天下之苦难，朝廷之悲怆，臣子之失职。之后，胜保又告之，咸丰皇帝已“圣驾巡行热河”。曾国藩更是百感交集，称：今天下兵乱，外夷渐渐蚕食，我大清朝岂能遭如此之大祸。此时，湘军在皖省作战中将宁国、徽州丧失。北方却传来英法联军直逼北京之噩耗，实是天地共悯之时。东边的吴越，战事一天天地紧张；北望滦阳，却发现朝廷已发生君父之变。曾国藩涕泪涟涟，悲伤至极，跪地祈求上苍，让大清有回天之术。
此时，胜保要求鲍超率自己的湘军部队迅速北上，曾国藩对此持保留意见。他认为，“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，安慰之几，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”。鲍超军就是神速，也需三月时间抵达，恐难接燃眉之急。再者，鲍超部五千人，虽骁勇善战，却非致远得势之军。虽鲍超愿北上，而其将士未必愿者。若拖拖拉拉北上，情况将添几许畏惧。曾国藩提出另一个方案：即由曾国藩本部或胡林翼部，一部北上勤王，尽分寸之职，以血覆国之仇。
曾国藩还认真分析，若曾国藩本部北上，则当以左宗棠部同行，皖南暂不进军，退守江西境内；若胡林翼部出兵，则求李续宜部同行，皖北暂不进军，退而驻守湖北境内，等北上勤王事宜完成，再徐徐南下，复克皖省境内，在图皖省军事之大为。此次，湘军中已有了一个北上的篮本在。后来，湘军人物们一再讨论，研究，完善，进而形成一套切实可行之案。而事实上，与此蓝本无太大出入。之后，曾国藩书信胡林翼，道出了湘军北上的行动方案。
此腹案中，李续宜的意见被采纳，主要是因李续宜观点与曾国藩不谋而合，表示出北上的信心。从曾国藩的日记中能看出，李续宜入祁门大营是九月初四日。当天，曾国藩于军帐中与之久谈，主要议题为“北援”之事，获得一定成果，要求湘军率精锐部队北上。此后，曾国藩听取各方面议论，并贤纳广言，各文武将领悉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，并撰立一册《北援议》，军内将士互相传阅。此时，李鸿章提出个建设性意见，受到曾国藩的高度赞许。李鸿章称，今“北援”之事不可怠慢，而情急之下，南方军兵以最快之速到达，也未必能解燃眉之急，不如，“明答应，暗违抗”，即遵照朝廷谕旨出兵北上，而实际上按兵不动。根据李鸿章的判断，不出两月，战与不战，都是一样的结果，就是朝廷与英法联军签订“城下之盟”。那时，再称军事未达，朝廷未必追究。因此，此意见受到曾国藩高度重视。
这种“按兵请旨”之谋，曾国藩照办了，而就实际运作上，曾国藩口口声声要求湘军即刻北上，支援京津。他在给同党的书信中称：今北方烽火，百姓涂炭，天朝危机，当全力以赴，奔驰救援。后来，他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中也表达了此种想法，全力北上，勤王安政。
关于这册《北援议》，已失宕，无法寻其全貌。后来，朝史官盛康编辑一本名为《皇朝经世界文续编》中，有一题为《北援集议》。其中收录了湘军诸名将之奏疏，其中有曾国藩、李鸿章、陈鼐（字作梅，江苏人，曾国藩的署僚，后任命直隶清河道）、李榕（字申夫，四川人，曾国藩署僚，后任命湖南布政使），以及胡林翼每人一篇，共五篇文章。此五篇文章字数仅三四千，无法总览湘军“北援”议论之全貌，甚至有的篇什是见诸于自己的简介，以书信为载体，并能实见其权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北援集议》末篇有一则说明，以胡林翼“集众议筹济，各加评注，而证以己意”而成。事实上，此即为胡林翼之集议的一种。曾国藩在其中产生何种作用呢？我们需要认真分析一下。
朝廷突然抛出“北援”议题，湘军自然浑身阵痛。此时，若“北援”南方战事必将吃紧，破坏湘军整体战局。曾国藩上奏之后，湘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。九月初十日，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中提及，湘军中对“北援”之事，争论不休，未有一定论。此间，只有大员李续宜、刘良驹（字星房）、文希范（字任吾）等人，意见相合，不曾争辩，其余则各执己见，争论不下。
而此时，由于激烈的争辩，曾国藩与胡林翼之间也产生不小的歧议。当时，胡林翼至信亲密同僚阎敬铭时，将曾国藩的观点阐述在，称由曾、胡两部代命以择一军北上的腹案，进行了一定的批判。胡林翼称，此案为曾氏是虚见，只能论而功，却实为败。若朝廷钦点下来，涤帅必不入卫，更不必论奏议之事了。后来，胡林翼又向曾国藩表露此意，称若朝廷钦点，必邀胡部北上，以近取战，以势为胜，而曾公则可继皖之战事，发挥作用。
此时，曾国藩与胡林翼俩人就“北援”之情势都做了精准的判断，究竟是谁更精准，还须时日观察。胡林翼认为，曾国藩之腹案未免带些骄矜之气。试想象，今曾国藩已贵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，署理诸省之军务，抽调不得。而湖林语据守湖北，调兵，行军，照顾北方是自然之事，曾国藩可高枕无忧。之前，又有人向曾国藩禀报，称“有守土之责，又值皖南败坏之际，未可弃之而他行”。
此次“北援”，还有一个因素，那就是咸丰帝要举朝“西巡”。当时，有人奏议，请求朝廷迁都西安。对此，曾国藩持反对意见，称“西巡之说，则万万不可”。胡林翼则持反对意见，称朝廷西行，未为不可，实为守护烈土，保持皇恩之必要举措。若朝廷果断此议，胡部必将战略转移，治兵襄阳，以为关中屏障。
在给密友兼同僚的严树森（字渭春，任湖北布政使）等人书信中称，圣驾西巡，可为谋天下太平之先计，保存实力，为日后光复之期，未为可知。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，胡林翼将这些信函转送至曾府，让其阅读。看完之后，曾氏十分不满，暧昧地表示：“甚辨，然要归亦无无可取。”在此意见上，曾、胡俩人又产生严重分歧。在一个集团内部，持有不同政见实属正常，而在大政方针上，保持统一至关重要。就“北援”总体战略上，曾、胡还是一致的，都表示要即使上洛，包围中国之政治中枢。
“北援”计划决定，若曾国藩本部北上，则须统辖左宗棠部一起上洛。后来，曾国藩有所变化，令左宗棠部留驻南方。事实上，“北援”必须由左宗棠知晓。通报之后，曾国藩再三叮嘱，若克日北上，不可推诿，不可谦让，行军宜速，军令如山，切记切记。此时，湘军中郭嵩焘、郭崑焘兄弟也接到类似的作战指令。
为了能表示自己的忠诚，以及对北上支援的重视，曾国藩还通报了非湘系大员，如湖广总督官文、江西巡抚毓科、前督办皖南军务张芾等人，甚至与此等贵族，权臣展开合作，与之谈判磋商。此时，曾国藩一再部署，一再疏通，渴望争取时间，实施李鸿章的“明答应，暗违抗”的策略。就实际情况而论，曾国藩开始了他带有特殊目的，韬光养晦之策。
胜保奏请朝廷，由湘军鲍超部全线北上，驰援京津，并作出明确规定，进京之后由胜保本人统辖。为此，曾国藩、胡林翼等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。胜保为湘军之第一大政敌，处处于湘军为难，甚至叫嚣将湘军取而代之。从前，胜保率部与北伐太平军作战，屡战屡败，军事毫无作为，天下人戏称其为“败保”。后督办皖北军务，与湘军产生剧烈摩擦。胡林翼恨之入骨，称其军“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”。此人心计极多，甚至渴望统领天下之军，却无管理一人之能力。此时，胜保要夺湘军主力部队鲍超部之大权，湘军上下自然警惕起来，曾国藩等表示愿意以身阻止，不让胜保得逞。
为此，胡林翼层书信安定鲍超之心，称胜保奸诈狡猾，疑心重重，专意折磨好人，收拾良将。此次若孤军北上，必被其“折磨致死”，万劫不复。曾国藩认为，此次“北援”是为君父解囿困，为天下谋福祉，故而准许其北上，此为“天地父母之恩”。鲍超看完之后，心生游忌，心惊胆寒，并表示愿守护湘军大营，挫败胜保。
若鲍超果真北上，胡林翼作出了相应的布置：宁愿让鲍超隶属于他人麾下，也不交由胜保统辖。此时，荆州守将、满洲正白旗人都兴阿也受命北上。九月初，胡林翼书信于他，称：朝廷欲令涤帅督鲍超部上洛，并交由胜保统辖。胜保乃狡诈小人，在下为保全部下，爱惜将士，愿将鲍超部交于足下统帅，请朝恩准，以连军心而资熟手。
都兴阿为满洲贵族，但在对待湘军问题上，与胜保大相径庭。他常常求助于湘军人物，尤其在军事上。这次，奉命北上，都兴阿认真筹划，并与胡林翼商谈北上路线。此时，胡林翼作此计议，是破坏胜保统辖鲍超部的阴谋，也是其保护湘军实力的一次政治手段。
曾国藩一再布置，企图就是待形势明朗，作正确的军事行动。若操之过急，必招致军心动乱。此时，北方战事吃紧，英法联军已兵临北京城下，占领北京，指日可待。若湘军全力北上，相信双方已不能胶着而战，徒生应付。之后数月之中，清朝廷必以“谈和”而结束此役，外交上必会产生巨大作用。至于两军作战，只是一种简单的表演，最终结果都是一样，签订和约。面对北京危机之局，朝廷仓促之间调动南方军事，上洛勤王，实为应急之举，并无周密部署，更是胜保等人邀功请赏之借口，不能成为慎密的军事计划。
曾国藩的考虑是，若湘军一路北上，走至半途时，局势明朗，战火熄灭，是进是退，尴尬不措，于事无补，平添紊乱。而就军饷论，此亦为一个浩大而繁琐之事。按曾国藩与胡林翼俩人保守之计议，带兵一万上下，专饷愈五万，须用土马队百余，每月由襄阳托运。由此可见，事情是很麻烦的。北京战事，在两月之内必能解决，无论是好是坏。若局势突然明朗，湘军只是徒劳，更不可能为国家扫除外患。
曾国藩在奏疏中称：“安危之几，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。”此论断，他不只一次地对军僚、属臣与官兵提起。此时，请旨待命，需一段时间，而在此时，最能看出时局之变，进而为湘军的下一步军事部署作科学的论断。后来的事实说明，此“拖延之举”实少去了不必然的轻易之举。当时，北京告危，咸丰帝不仅于南方调兵，北方的都兴阿也在其列，甚至西部等地方也有，可谓全国征调。较远路途上洛之兵，都半途而反，就是驻军南方的都兴阿部，大军行至安徽寿险时，即得到朝廷已和平谈判，钦令其部赴扬州督办江北军务。可见，湘军思维周密，并保持完整的军事部署，重用李鸿章的“明答应，暗违抗”之妙法，保全了实力。
“北援”计划的推出，看出湘军集团对南北战事之见。其基本方针即是：在抽调兵马驰援北方之时，不影响南方战局之重危，实施南北兼顾，以南为主之政见。曾国藩甚至书信于胡林翼称：“大抵天下有理、有势。北援，理也；保江西、两湖三省，势也。吾辈就目前之职位，求不违乎势，而亦不甚悖于理，此外出位之思，非常之策，吾辈尚可不必遽议。”曾国藩认为，北上勤王为君父之义，守卫两湖、三江为湘军大势，不可或缺。今若果真北上，必抽调少量军队，稳守南方军事为上要。湘军的计划是“卫幾、保江西、规皖吴”为基本策略，统筹规划，认真商讨，作出科学决定，最终保全湘军实力，立足南方。以此为基础，方可制定一切作战部署，军事规划。
在此基础之上，湘军人物的基本军事战略已表现出，即安君父之危于义；定南国之军势于理。若朝廷真果决，湘军自当由曾国藩本部或胡林翼部即刻北上，全速潜行。曾国藩之见带有强烈的儒生味道，是湘军集团立军风范之代表。后来，曾国藩受谕朝廷，并由鲍超部北上时，震恐不已，涕泪交加，并表示臣子对京幾危难之担忧。随后，他请旨朝廷，愿自率大军北上勤王，称“明知无益于北，有损于南，而君父之难，义不反顾”。此言，曾国藩常常于同僚中说起，无论湘系人物，还是非湘系人物，甚至是朝廷大员，家人中，都说及此理。在此书信给舍弟时，也常常说明此理，教育他们，深明大义，为国为家，天下太平之道理。
他教育弟弟、家人们，“若不赴君父之难，则既诒后日之悔，复惧没世之讥，成败利钝，不敢计也”。此时，面对南北不得相顾，身临情义与理由之漩涡之中，左右危难，上下尴尬。一种矛盾、自责、无错之态笼罩在其心头。若不进吴，不守越，则难图皖省。此京津兵变，自惊恐万分，彷徨失措，莫知所措。此时，情义之比重突然加许，甚至让曾氏产生绝望，失守节操之憾。后来，因朝廷终于列强签订“城下之盟”，而湘军却一直代命，准备北上。其间，他甚至书信过一封表诀别的“遗书”。九月二十四日，曾国藩于国荃、国葆之信中称：“余于（九月）初六日所发之折，十月初可奉谕旨。若余奉旨派出，十月即须成行。兄弟远别，未知想见何日。惟愿两弟戒此二字（指‘傲’‘惰’），并戒各后辈常守家规，则余心大慰耳。”
曾国藩是一位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，对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谊有自己的一套看法。朝廷危难，自当首先驰援。而此时，朝廷上下派系林立，湘军只是地方上的一个派系，互相倾斗，互相拉扯，互相依靠之机常有。就朝廷方面而论，咸丰帝不想看到湘军的强大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。此次上洛，即是一种削弱其实力的举措。湘军渴望成为地方一势，曾国藩自己认为，天下是皇家的天下，若朝廷不保，自己纵有通天之才，亦无处展示，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。此理，曾国藩深明。镇压太平天国，让湘军势力一天天地强盛起来，于其说是为了自身发展，不入说是为国家排忧解难，为君父效忠。此次，朝廷要求湘军上洛，为天下谋太平，并为其势力发展套上套子，曾国藩失望，绝望，甚至有“功成身退”之念，自然情理之中。
准备北上的曾国藩，坐在军帐中忧心忡忡。根据他的谈判，不出两月，朝廷自有解决方案，无须湘军出征。那时，湘军势力保存，即可趁机而下，攻打南方的“粤匪”。果然，十月初四日，曾国藩首先接得谕旨，要求鲍超部不必上洛，自带军马经略皖省。三天之后，即十月初七日，超痛又谕“曾国藩、胡林翼均着毋庸来京”。此谕旨称，朝廷已与英法联军签订和约，“抚议渐可就绪”，要求曾国藩大军精心经略皖南、北，若大军北上，必让贼军趁虚思窜，扰安善之地，江西、湖北即告急。由此，曾国藩、胡林翼开始专意该区。
曾国藩得此谕旨，欣喜若狂，并着意夸大朝廷的恩典，称“朝廷于东南之事眷念极重，或者终有转机乎”。言辞激奋，让人产生对曾国藩的敬畏感，甚至表现出其文人治军的性格来。此次“北援”，湘军上下精心筹划，终因朝廷与英法联军议和而告终。“北援筹议”成为一个空谈。经管如此，此次奏议对湘军之影响颇大。
小说《曾国藩传》试读结束！